虾虎鱼专栏丨一个朋克的十年

“毫无疑问，所有的人生都是一个垮掉的过程。”

(2006年5月 摄于迷笛音乐节 By 牛)

最近生了场病，神经衰弱、眼睛发炎与疑似肺炎早期等症状，伴随着我缠绵病榻的十多天。这也许是生活提出的正式警告:你得注意身体了！没想到，健康终于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，这使我清楚地感觉到----我已经不再是从前那个精力旺盛、可以没日没夜喝酒胡闹的年轻人了，而那一切，仅仅发生在十年前。

由于经常喝酒，我的记性不好，并且随着年龄增长，还有继续恶化的趋势。照这样发展下去，我毫不怀疑我将在耄耋来临之前就失去所有记忆。近年来开始整理从前写的东西，主要是修改一些小说，它们大多满腔热情但天真可笑，我想借此做个尝试，同时为无聊的生活找点乐子。毕竟，很多往事假如当时没有被记载下来，我是很难再度回想起来的。在其中一篇烂尾的公路小说里，一段十年前的旅程浮出水面，伴随着火车飞驰时车轮撞击铁轨那单调的声音，我看见二十出头的我坐在硬座车厢里，扎着头巾，身穿一件牛仔马甲，背后用丙烯颜料画着一个朋克头像。他没有面孔，在本该有五官的地方写着一句标语，“God Save The Queen”。

没错，这就是Sex Pistols的那首歌，因为当时的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朋克迷，热衷于把“革命”、“战斗”等字眼挂在嘴边，三句话不离“反抗精神”，视新金党为最大的敌人，每天花费大量时间在各种摇滚BBS跟人吵架或拉帮结党，简单粗暴地认为热爱同类音乐的人都是“战友”，动辄就能跟他们聊上一整个通宵。我热爱摇滚乐，觉得身为一个朋克无比光荣，并经常被自己感动。那是二十一世纪初期，网络正在普及，我们得以接触到许多生活中无法触及的东西，而这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生命。

这儿说的“我们”，指的是一些当时因为摇滚乐结识，并最终跟我成为朋友的人，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卡生。去年底的一个晚上，我们通了几小时电话，她约我成立一个组织，开微信公众号也好，做别的也罢，总之继续用一些我们喜欢的方式做点有意思的事。这一点是很能打动我的，毕竟早在多年前，我们就一起做过BBS等许多事。当初她把我拉进了媒体行业，两年前我们相继转行，但对我们这些人而言，表达自己的想法与其说是习惯，反倒更近似一种本能。我们必需表达，没有条件，创造平台也要说话。

后来，经过反复讨论，我们决定把这个组织定名为“虾虎鱼”(这是另一个故事)。站在这个新的出发点，我首先想写写我们曾经的故事。关于这两个如今老大不小的女人，如何相识于不靠谱的摇滚青年时代，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了现在。这除了是对我个人生活的一种见证，更加是对我们友谊的纪念，因为今年是我跟卡生成为朋友的第十个年头。也许其中还有什么从前没能察觉的东西，甚至----我或许可以通过这些东西，再一次找回自己。

(2007年 摄于云南家中)

要知道，从前的我和现在的我，的确是两个人。如今人们喜欢在各种场合强调:我们生活在一个包容的时代。在我看来，这意味着许多从前“不正常”的事情，如今已沦为庸常。异端们不会再动不动就被挂上十字架进行审判，人们有充分的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事物，中庸的生活之道终于获得了胜利......这一切使我感到十分不习惯。这感觉就像身在某出荒诞戏剧中，人人带着假面和颜悦色，你总在想，背后会不会有诈、他们真实的模样到底是什么样儿？

换做从前，我们可不会这么想。一个来自云南边境小城的青年，只身一人坐上火车奔赴北方，跟许多素未谋面的网友见面，只为了大家一起去看一场音乐节。这样的事此后将再也不会发生---当时我就已经知道了这一点。当我现在一点一滴回想起那些情景，心中涌动的还是那份感动，不改初衷。那时候从昆明到北京的特快列车只有两班，K61和K62，路程长达52个小时，硬座车票三百多块钱。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自己出这么远的门，一路上兴奋激动恨不得放声高歌。在那时的我看来，北京基本上就等于世界尽头。首都！大城市！摇滚乐！除了这些，脑子里想的只剩牛逼二字。

由于要先跟朋友们会合，我在石家庄下了火车。那会儿还没有土摇不土摇的说法，石家庄就是摇滚青年心中的圣地，因为这是《我爱摇滚乐》杂志的所在地。到那儿一看，说不颓是骗人的，天色灰黄，从周围的环境和街上的人身上，丝毫感觉不到任何摇滚氛围。那时我还不明白，其实内心有所向往的人，基本上都一厢情愿地生活在自己编织的幻梦中。接下来痛饮了两天，当地特产的嘉禾啤酒至今仍叫我记忆犹新，喝大后头简直痛得要裂开。第三天晚上，卡生从学校来了(当时她还在上大学)，这是我跟她初次见面。第一印象如今已经模糊，大概记得是一个高瘦、头发和眉毛特别浓密的女孩，十足文艺青年打扮(大耳环、民族风头巾、对襟盘扣褂子等)。我们在KTV唱了黑豹、王菲和邓丽君的歌。喝大。后来又回旅馆继续喝到第二天早上。

我跟卡生在这之前就认识，通过共同的朋友介绍，说你俩都是云南人，都爱摇滚乐，又都写东西，可以交流交流。于是大家就朴实地加了QQ，互相发自己写的东西给对方看，在网上不眠不休地交流了好一阵子。卡生大学时代写过一个长篇小说《撕毁》，好像还得了奖，看完把我给震了，她在里边写了很多哲学命题，都是很究极那种，上帝和魔鬼讨论生存和死亡什么的。当时我认识的同龄人里没人写那样的东西，我想，操，这思想太牛逼了，长篇累牍地写了书评，俩人聊得没完没了。虽然我们对音乐的爱好并不一致，她喜欢哥特那个路子，但除了音乐之外，我们更多是在聊对写作和生活的看法，然后一步步走到了今天，并对我后来去北京从事媒体行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，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。

2006年那会儿，迷笛音乐节各方面已经趋向成熟，毕竟是第七届了，主题是“中国摇滚20年”，地点在北京海淀公园。关于演出的内容，我已经基本上想不起来了，反正后来成为标配的痛仰、扭机等乐队都有，还有一支我曾喜欢过但已解散的乐队摩天楼。这个事说起来立场十分矛盾，肯定是为了看音乐节才千里迢迢去的，但好像又不全是为了看演出。我们忙于在草地上喝酒瞎闹(并在喝大后闹了矛盾)，到处跟不认识的人聊天拍照等等，并没有正经看演出。值得一提的是卡生当时自己印制了她的第一本诗集《路上的人都有把枪》，用行李箱拖了几十本去现场出售。在我此时残存的印象中，有不少画面都是我在草地上各处飞窜兜售诗集，价格好像是每本20块。

你可以发现我对我的记忆毫无信心，所有事都是“好像”发生过，“似乎”是那样。但要是让我谈谈当时的我们是什么样，还是有一些清晰的印象。首先大家都很瘦，都是特别纯粹的年青人模样;其次我们天不怕地不怕，甭管是谁坐下就喝，喝大了一言不合就动手;第三状态都特别飞，一方面怀有不切实际的、巨大的热情，另一方面又普遍充满愤怒、仇视生活。除了帮卡生卖诗集，我们还帮另一个朋友卖打口盘和LP，一张打口盘的价格在15到50不等，去七彩大世界按箱拿的话，合8块钱一张，严格说起来还是可以挣点儿钱。我也曾经动过在老家开个小店卖口盘的心思，后来当然没有实现，那时候每天都有无数个想法，但从来没有想过哪个真会实现。

我很早就想织脏辫，但没有任何途径，到石家庄后，我找了家理发店编了一头小辫子，扎上头巾，觉得自己特别有范儿。一种毫无来由的喜悦和亢奋笼罩着我，好像在那样的情境里，我终于成了我喜欢的那种人----自由、好看、独立、起范儿、与众不同，想喝酒就喝酒，喝多少都成，想pogo就pogo，不怕被撞倒，总而言之就是野。那份心气摒除了生活的一切限制，无视任何规矩，只为自己高兴，所谓无拘无束无非也就这样了，直到现在我依然能体会到那种自豪。

现在看来，2006年迷笛是我在音乐节的顶峰体验，可以在音乐节干的事几乎都干了，在迷笛学校露营过，住过西苑的地下室，甚至还去朋友在昌平的大学宿舍住了一晚上。所有的新鲜、刺激、未知、动荡都体验了，那么多年轻的面孔在一起碰撞，纯洁的革命友谊与激荡的思想，交流着所有天真的谵妄，捍卫无政府主义的立场......一场脆弱者、隐匿者与逃避者的狂欢，一切像短暂的白日梦般发狂。货真价实的乌托邦。后来大家一个接一个、毫无悬念地失去联络，曾经兴致勃勃彻夜聊过的话现在也一句都想不起来了。只有一首歌的旋律还会不时响起，那是我们在风扇村的时候听的《Hello Vietnam》。

2008年，我跟卡生第二次一起看音乐节，地点还是海淀公园，主办方摩登天空。我们依然没有认真看什么演出，还是随便往地上一坐，一杯接一杯喝啤酒。那一年我首次跟西安的朋友们见面，大家同样素未谋面。当我们喝大了在西苑某条漆黑的巷道中奔跑，大家一起高唱着“KKK took my baby away”，没有人在乎明天会发生什么。当我们坐在立交桥下垃圾场被丢弃的沙发上，触目所及是不远处立交桥上橘色的灯光。如果你问我生活是什么？我会说，生活是你用尽全力度过的每一个时刻。尽管所有好的坏的都会消逝，可是当你认真活的时候，你不会去想这些----它们如何消逝？它们是否还会再次降临在你的生命中？谁在乎呢。

(卡生&沈郁 2014年5月 摄于草莓音乐节)

2014年，我决定离开北京来上海。临走之前，约卡生看草莓音乐节。她本来不想去，觉得没意思，后来经不住我的劝说，还是一起去了。的确没什么意思，我们都不想看演出，在远离舞台的地方跟朋友一起喝酒。但对我而言这是某种仪式，离开北京毕竟是一个重大决定，我无从判断对错，只是知道需要去做。天擦黑的时候，突然刮起了大风，北京从来没有在5月刮过那么大的风，所有的垃圾和尘土飘扬在空中，状如一些人始终飘零、无可凭借的生活。当晚的演出半途结束，大风刮跑了舞台上的棚子，张曼玉刚唱几句就被迫下场，我们像逃难一样离开了通州运河公园。我的“前北京时代”最终迎来了一个兵荒马乱的、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结束。

有时候时间过得很慢，人老也长不大，只能在学校和课本中消磨时间。但有时候时间又的确在飞速消逝，不信你看，十年转眼就没了。2006年看迷笛的时候，我没有想到几年后我会去北京生活，那种唐吉柯德式的冒险，只是一个摇滚青年为了抵抗平庸的生活而做出的唯一可能的尝试，还有千千万万青年曾经或正在想尽自己可能的办法，逃离、反抗或在内心深处保持自我。在漫长的成人生活开始之前，许多人都会进行这样的努力，无论身处什么样的时代，我认为这一点是不会变的。就像我曾看到一个人写的他心中的北京:这座城市永远不会老，因为每天都有人奔向灿烂的青春。

“没路可走了”，“前面是什么”，“我有点儿害怕”----这些心情当时是没有的，就连想都想象不出来。我还特别狂妄地跟朋友说过，“30岁没死就等于白赚的”，不知道哪儿来的自信。我一直是怀疑生活那种人，但二十来岁的怀疑和三十多岁的怀疑也不是一种，活不到这天你完全不会知道。所以一直不敢掉以轻心，总觉得不知道哪儿就会有一坑，掉下去万劫不复那种感觉。但是又做不到小心翼翼活着，于是难免纠结。

摇滚乐和网络改变了我们这拨人的生活，前者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日渐远去的影子，我很久没看演出了，也不再会为此欣喜若狂或彻夜难眠，现在就连认真听音乐的时间都不多。生活让人疲惫，到了一个时候，你考虑最多的只是如何活下去、如何活得更好、怎么赚到更多的钱。你的精力和体力都大不如前。所以人们说，到什么山头只能唱什么歌。当我试图修改从前的小说，心中只有羞愧。那个不计一切也要做自己想做的事的年青人不见了，她开始用一种别人的价值观来要求自己，并因改变的艰难而感到痛苦。她做不到什么都不要，可得到了也并不能使她快活。十年前她决心逃离一个牢笼，十年后却发现被关在另一个笼中。她还能挣脱一切继续前进吗？当回忆卷土重来，十年前的她和朋友们一起竖起了中指，“Why not？！”他们的脸上是目空一切的样子，他们说，“嘿！别装出那副熊样儿！”

后来大家亲切地把石家庄称为“庄里”，而我再没去过那儿。直到万青横空出世，厌倦地唱着，如此生活三十年，直到大厦崩塌。那时候我特别喜欢格瓦拉说过的一句话，“我会一直站着直到你的枪响。”生活是最好的老师，终有一天你会明白，如果你把生活看作一场战争，那么这战争将永不结束。最终我们都长大了，在不同的地方过着各自的生活，从前觉得屈服是一种失败，但生活原本就没有对错可言。所以不要埋怨自己，也犯不着后悔，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不要害怕质问自己:你选择的是你想要的吗？如果不是，你还敢不敢重新开始，再选一次？

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，曾经身处同一阵线的、在同一个战壕里待过的战友们，现在都已失联了。只有我和卡生仍在并肩战斗，我们大概是有一些固执的，或许依然天真，无法忽视眼前的风车，也不愿意绕道而行。毕竟，这条路我们已经走了三十多年，尽管路程艰辛，好在风景还不赖，而且多的是脱离常规的事，足够刺激。这是一条值得继续走下去的路，正如我相信写作的永恒价值，并且我始终坚信，正是这份信念让我们走到了今天。命运早晚会让我们和一些人相遇，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，其中某些人会让你知道，你可以让自己、以及不该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。所以，这故事离结束还早着呢。

(2015年 摄于上海红坊)

曾经我认为一个朋克的秉性是不会变的，现在我依然这么相信。“我将永远记得让我开始喜欢摇滚乐的那句话:去你妈逼的，全你妈滚蛋。这只是一种态度而已，它意味着不合作、不共赢、不低头哈腰，它使许多原始粗糙的东西焕发出强大的血性。我内心深处，将永远坚持朋克的虚无和反抗。”

“为了不从自我内部穿行，一直跋涉到世界尽头。走遍现实，方成为自我本身。”